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悠久而惨烈。近50年来，全球以每年新发1种的速度在发展，现代传染病流行格局为：传统传染病仍威胁着人类，而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则不断出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展示了新发传染病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方式复杂、治疗手段缺乏和社会危害大等特征，更展示了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传播不仅有生物学因素，更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因素有关，控制难度极大，必须加大研究力度，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面对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获得了成功，但也深刻认识到加强公共卫生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突发传染病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我省公共卫生科研及其成果转化工作与全国省市区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是疾控科研有短板。一种新型恶性传染病出现，对其认知有一定难度，但并不等于说误判是必然的。在现代医学科学有巨大进步的情况下，对新发疫情的认知有更多手段，有一定规律可循。2003年的非典，是国家级权威机构误判，而由地方非疾控专业人士正确研判。新冠疫情出现，我们应更早一些准确判断，但没有做到；我们也可以更慎重地朔源，但判断过于匆忙。非典和新冠疫情经验教训都说明疾控科研存在着短板。

二是疾控、研究与人才培养分离，产（医）学研未形成“大疾控”合力。目前，我省承担疫情防控、疫情研究和公共卫生教育的人员机构分离，各自行使职能。科研院所及部分高校研究团队在从事病原体研究，但更多为基础研究，与疾控结合不紧密；医科大学设有公共卫生学院和预防医学专业，但人才培养与实践需要对接程度不高。医疗卫生机构与疾控科研机构缺乏沟通协作机制。围绕传染病防控的疫控、科研和人才培养职责功能分离，产（医）学研“大疾控”合力远未形成。

三是全省公共卫生研发能力薄弱，中央和地方协调配合不够。传染病可能在全省任何地方发生，各地都需要布局足够的公共卫生科研力量，但地方科研力量十分薄弱。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高海拔、低纬度导致的立体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和与东南亚多国接壤，毗邻国家传染病高发且防控能力较弱，406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防不胜防，导致云南省传染病种类多而复杂，我国法定报告的40种传染病（其中甲类2种、乙类27种、丙类11种）中，云南省报告的就有38种。云南省既要控内又要防外，公共卫生科研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新发传染病病原体快速鉴定和有效救治能力有限。此外，国家与地方公共卫生科研机构缺乏健全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难于及时共享、形成科研工作合力。

针对以上情况，特建议：

一、统筹安排加强公共卫生科研体系建设。建议省级有关部门对全省公共卫生科研机构布局、能力建设进行摸底调查，在总结我省传染病防治、尤其是非典、新冠疫情防治经验基础上，统筹安排补齐全省公共卫生科研体系建设“短板”，特别是要着力加强边境地区公共卫生科研体系建设。

二、设立专项基金，加大新发传染病科学研究。从长远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聚焦全省公共卫生问题，因地制宜，加强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做好人群新发传染病病原体发现鉴定技术研究，阐明病原体传播规律，同时提高传染病救治能力。其次，加强与我国毗邻区域传染病研究，提高边境地区疫病监测能力，严防疫病的跨境传播。

三、加大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产（医）学研结合，加大成果转化力度。吸引高端人才，加强公共卫生科研机构专业队伍建设。同时，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合作共建，共同申报学位点，使预防医学研究院一批科研人员成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助力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让研究生成为科研的主力军。加大研究和新技术转化与推广使用，提高实验室对突发传染病及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检测和预警能力，为各级疾控机构开展疾病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四、建立完善全省公共卫生科研机构工作协调机制。制订相关工作制度，用制度保证中央和地方公共卫生科研机构信息共享、工作协调，不同意见能够及时交流，及早形成共识，确保高效率完成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