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是根据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彭泽民的后人讲述以及香港海峰出版社出版的郑奕钧所著《传奇人生——记蔡福就走过的路》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由胡文生撰稿，《前进论坛》2007年第7期刊发，《人民政协报》2010年9月30日刊发。值此纪念农工党成立90周年之际刊发此文，重温历史，让党员们了解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农工党的二干会议上第一次在党纲里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并将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纲的修改与制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党纲的修改。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从福州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2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在香港两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决定恢复“临委会”组织，按邓演达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

当时，彭泽民与隐蔽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廖承志来往密切。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组织负责人。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革命形势，交流思想。

一天晚上，蔡福就来到彭老的家中拜访，当他走到客厅时，见客厅坐满了客人，彭老正在与客人交谈，像是在开会的样子。蔡福就向彭老打了个招呼，说道:“您有客人，我改日再来。”蔡福就说完转身欲走。彭老立即叫住蔡福就，“不要走，不要走，坐下来听听，都是自己人。”蔡福就见彭老说得非常恳切，就走到客厅的角落坐了下来，开始倾听客人们的谈话。其实，蔡福就的判断是对的，彭老的确是在开会。这是“临委会”召开二干会议前，彭老在家中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新的党纲问题。

当时参会者一致认为，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团结抗日应是当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现有党纲中的一部分已不合时宜，应该作部分修改。新的问题就是民族危机，怎么抵抗外来侵略，成了“临委会”领导人急需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讨论，要酝酿新的党纲。彭老见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于是就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会议接近尾声时，彭老转过头望着蔡福就诚恳地说:“蔡先生，大家的意见你都听见了，你是老朋友，请你对我们的修改方案提些意见，帮忙改一改。”蔡福就一时愣住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彭老会说这样的话，连忙回答:“不敢当，不敢当。我怎能成呢？”彭老仍然诚恳地说:“你们成，经验多。”当蔡福就听到“你们”两个字时，心里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叫我蔡福就个人改，而是请我们共产党提意见，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同时，蔡福就也明白彭老已知道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蔡福就接过了彭老递给他的稿子，含笑点头，表示接受这件事。

蔡福就回去后迅速找到了廖承志，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将党纲修改稿交给了他。廖承志是蔡福就在香港开展工作的直接领导人。廖承志笑着说:“彭先生请你大蔡改，你就改嘛，我给你笔。”蔡福就回答:“志哥，不要同我开玩笑了，我阿蔡不至于那么糊涂，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你赶快拿走。”廖承志把稿子接了过去，仔细阅读了修改稿后，在上面做了修改。过了两天，廖承志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彭老。

时隔不久，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这在当时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政治党派。《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为完成这一任务，“解委会”提出了形式巩固的联合战线的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

二干会议标志着“解委会”的历史转折。“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胡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