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性和历史创造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国情，结合长期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不断实践和发展而来的一项重要基本政治制度。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定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书写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民粹主义、难民问题等西方票选政治下多党制治理失效的景象呈现愈发增多，例如“2018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化”、2024年2月韩国爆发的“医生辞职潮”等事件正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这些乱象背后生成的原因与西方的“票选政治”、政党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这种以选票为中心的制度逻辑正在形成一种“否决政治”，各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掣肘，社会民众之间也被分化为一个一个更小的利益群体，导致国家治理的失效和社会的撕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2]在“西方之乱”的背景之下，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治理效能，也必将持续显现更多的制度优越性和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在实际上成功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历经百年中共党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形成发展而来的，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民的自觉选择。

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社会贤达汇聚到一起协商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起有最广泛民意的新中国，到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至此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初步形成。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概念。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之中，这不仅为这一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更是对这一制度的根本政治认定。此后，在2007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并于2015年相继制定和出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条例及意见，使得我国政党制度科学政治概念的确定工作得以推进，也为民主党更好地履职尽责、发挥党派优势夯实了基础。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概念在讲话中被最终确定，并将其与旧式政党制度进行了对比，鲜明地突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新”。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这一制度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其中鲜明地指出了“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4]

通过考察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动荡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时代条件并充分吸取了两党制和多党制以及一党制的经验教训之后的审慎思考与历史性选择和创造，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新的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建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历史“偶然性”呈现的背后所展现的是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国情、历史命运所进行的“必然性”抉择，必须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制度，而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此外，新型政党制度追求的价值归旨不同于西方“政党竞争”中狭隘的党派利益，而是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生成逻辑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政治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运转的方式，目的在于形成国家治理的合众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5]由此可以看出，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6]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理论，首次提出了国家政权中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初步构想。列宁认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7]

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承继了“求同存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从《国语·郑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8]，到《中庸》中所倡导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9]，到《礼记·乐记》中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10]这一系列中国古代经典史书及思想，都对“求同存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思考。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推动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11]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在具体的历史时代条件之下，为了能够进一步稳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最大范围地凝聚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价值熔铸于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之中，逐渐构建形成了今天的新型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是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政党政治模式，随着我国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同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近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等问题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政党的“政治民粹化”日益明显并表现出政治激进化的倾向，以至于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的北欧国家都不能避免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12]

对此，如何突破西方的政党政治话语藩篱，打破西方“投票式选举”的政党制度核心话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纾解现代国家发展的困境，为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与实践探索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3]，并用“三个新”来阐述其独特优势。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发轫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实践于中国之治。

评价一项制度的生命力，核心在于审视其实践过程中能否有效地运转、发挥制度效能，能够不断适应国家的发展建设，并在动态发展运行中以强化制度执行力为导向推动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和治理优势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能否动态地适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其制度效果的检验就是看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能否与时俱进地搭建起好平台，保障各种具体制度机制的有序运行，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效能。

农工党曲靖市委会近年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思想理论学习探索实践创新，进而以理论创新“反哺”实践创新，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所以然，以实际行动回答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和比较优势，不断总结多党合作实践经验与成效，做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者、推动者和维护者。

一是坚持“边推进、边对照、边调整”，认真开展主题教育。市委会以部署会、推进会、小结会等会议推进主题教育，承办农工党云南省委2023年度新党员暨农工党昭通市委、曲靖市委骨干党员培训班，曲靖农工党党员60余人参加培训学习；组织班子成员、市委委员及骨干党员150余人次参加农工党云南省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各类培训学习会议，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二是抓组织机制建设，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市委会以基层支部建设助推组织建设，将支部组织建设列为支部考核首位并加重考核分值，通过支部班子建设带动支部能力提升，以领导率先垂范引领党员全面发展；市委会开展支部共建先行先试工作，基层支部与所在单位中共党支部按照“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原则，多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开展交流合作。

三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升参政议政水平。在六届市人大、市政协二次、三次会议上共提交人大建议3件，提交提案41件（其中4件被确定为重点提案，6件被评为优秀提案），提交议政材料19篇，提交重点调研报告3篇；报送社情民意信息、专报17篇。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促进解决”，认真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按照中共曲靖市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安排，市委会对口会泽县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为推进民主监督工作取得实效，市委会联合市生态环境局，邀请省生态环境科学院农工党党员及专家，开展了长江流域以礼河（会泽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调研，从“深入实施入河排污口整治、提升城镇污水处理效能、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方面，为会泽县最棘手的水环境治理难题，提出了近期、中远期治理详细方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五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市委会以社会服务作为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的重要渠道，促成沪滇医疗帮扶2次，开展义诊和健康咨询活动，惠及群众600余人。配合农工党云南省委会开展“会泽同心工程集中示范活动乡村医生培训”工作，培训医务人员80余人；联合市委统战部到师宗县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12名医疗专家为大同街道300余名群众开展义诊服务，并捐赠价值1万元常用药品及儿童奶粉；协调“三米幸福行”公益团队到麒麟区开展爱心助学活动，向麒麟区三所学校捐赠教学用品和助学金共计16.8万元。各支部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义诊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活动20余次，服务群众5000余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2020-01-0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833.htm.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日报》2021年6月26日，第2版.

^[5]《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311页.

^[7]《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8]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3页.

^[9]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20页.

^[10]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12]任志江,王卓欣.欧洲国家政党民粹化问题研究——以北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为例[J].国外社会科学,2022(01):56-64+196-197.

^[1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