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亮

1926年，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国共合作誓师北伐。北伐高扬革命的正义理念，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拥护配合，遂使年轻奋勇的北伐军势如破竹，4个月即攻克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将国民革命由南向北推进。1927年，在“革命”已成为凝聚社会进步力量，团结全国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开战的大好形势下，叵料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汪精卫更是发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完全罔顾人性的无耻叫嚣，遂使国共分裂，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中途折戟。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却以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成立而告终——历史，有时真是一出走马灯式的令人喟叹的谐谑剧。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以“代表民众谋利益而冲锋”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为恢复党权、遏制独裁及军权独大的恶劣倾向，毅然站出来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因此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高度赞扬邓的革命气节，说：“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蒋介石与邓演达自1920年共同在孙中山率下任职，二人保持着正常的同志关系及上下级关系。且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初期，邓得到蒋的任用，而邓也支持和拥护蒋的军事领导。黄埔军校筹备之初，孙中山拟任命程潜为校长、蒋和李济深为副校长。蒋因此不满，便以筹备艰难为由擅自离职，邓受孙中山指派前去蒋之老家浙江奉化劝返，居间调解孙蒋矛盾出力甚多。及至后来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逐渐挟势弄权，邓才对蒋的行为予以批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蒋在日记中称邓“煽惑挑拨，无所不为”，对邓已恨之入骨，但为拉拢邓为己所用，仍亲笔致信且许以总司令部参谋长之高位。信中写道：“十年来患难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邓演达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回绝。此前，两人曾在庐山深夜长谈，蒋明确表示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不支持农民运动。邓认清蒋已背叛革命，曾对下属郭沫若吐露心声：“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随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的罪名宣布解散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下令通缉包括邓演达在内的知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此，4月15日，邓演达所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办”。复在《讨蒋通电》中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邓在公开演讲中说：“蒋介石最崇拜的是曾国藩。而曾国藩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叫做‘曾剃头’;蒋介石代表封建势力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也应该叫‘蒋剃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邓演达公然踏上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荆棘之途。

由于公开反蒋，自1927年至1931年4年多时间里，邓演达的政治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如同一个“隐身人”与蒋继续斗争——以化名生活，以本名批蒋倒蒋。这从邓当时的经历及所使用的身份就能一目了然。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其中写道：“前时有了蒋介石的屠杀农工群众、屠杀忠实党员，藐视总理的主义和政策，所以我及一般的同志都主张讨伐他。”随后，大革命失败，邓演达在武汉国民政府独木难支，不得已化妆成检查电线的工人逃离武汉，旋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同时蒋介石下令对邓悬赏通缉，《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通缉令竟把邓说成是“共产党首要重犯”。邓复与苏联顾问于西安回合，越沙漠经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告南京、武汉伪党部中央之罪过，鼓舞真正的革命者继续革命。邓在莫斯科得到斯大林接见并长谈，但因意见不合，恐其加害，在苏联朋友帮助下越过高加索抵达德国。邓化名“石登生”，在柏林专心学习。柏林警察局在监视宋庆龄时称“对中国人邓演达的去向所作的调查也无任何结果”。此后，邓以学生身份到欧洲各地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状况，后经土耳其、印度转香港于1930年5月秘密回国，潜居上海。经多方筹备，于8月9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以下简称“临委会”），明确提出反对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蒋介石政权。1931年春，邓以游客身份赴东北、平津进行社会调查和组织工作，与北平临委会成员在故宫博物院秘密会面。1931年8月17日，在密谋策动武装倒蒋前夕，邓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捕，复被押往南京囚禁，至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连宋庆龄都是15天后得到传闻才去与蒋理论。关押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诱降不成，亲自找邓谈话，询问邓对九一八事变的感想。邓答道：“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么猖狂吗？”邓与蒋最后一次会面，因邓坚持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不愿与蒋苟合而不欢而散，最终导致邓之遇害——正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语）。

这4年多来，除去1928年秋冬流亡苏联的3个多月里，邓曾应邀在莫斯科做过《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等公开演讲外，其工作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成立临委会、开展倒蒋的革命工作所面临的艰辛危险非常人所能想象。流亡期间，邓隐姓埋名，形同是“国民革命的孤儿”，却从未消极沉沦，而是抱定革命必要成功的理想主义精神，刻苦钻研革命的道理，深入考察欧亚各国治国理政方式，积极联络同志，努力凝聚反蒋革命力量。潜居上海期间，由于形势险恶，邓自称过着“耗子生活”，开会和会友多在晚上，常常深夜步行回家，还笑称正可锻炼身体；盛夏独居一室，裸身挥汗作文，笑为赤膊上阵，亦不以为苦。他说：“我们只有作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工夫，只有为群众工作是安慰的。”归国后一年多时间里，他所写文章不下20万字，其对蒋介石集团的批判淋漓尽致、让人信服。蒋为此甚为恼火，在作出杀邓的决定之前，仍派人前去劝说，只要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临委会成立后，邓通过发展组织、开展宣传、联络军人及各方反蒋力量，筹备发动反蒋武装起义。邓为何要置危险于不顾组建新党，临委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季方晚年曾有论及：“当年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我们都是邓演达的忠实同志。邓演达的主张是：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裹胁的那一批人不能代表国民党，他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应该清除。所以邓演达主张以国民党的左派同志为核心、骨干，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去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邓在被捕之前，决定亲赴江西争取陈诚起兵倒蒋，临行前与朱蕴山话别：“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在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若从夺取权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角度，以成败来论英雄，蒋介石当然是“成功者”。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独揽党政军大权，复与宋氏家族联姻迎娶宋美龄，可谓是志得意满的“人生赢家”。之后蒋虽数次下野，多是以退为进，牢牢掌控国民政府军政大权，以其擅用权谋而赢得许多宵小之辈盲目追随与尊崇。然而蒋之夺权上位，虽自诩为总理之忠实信徒，却刚愎自用、拉帮结伙、任人唯亲，所使用的多是阴谋家的下三滥手段。如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联络财阀、结纳帮会，口言革命实则暗中抢夺革命果实又复行反革命之实，下令对“赤化”者格杀勿论，实施“清党”，大搞恐怖政治，不仅大量共产党员被屠杀，许多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亦被屠戮，所作所为毫无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子。随后日军侵华，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真正的落脚点是“一个领袖”，时时处处标榜自己，唯恐手中集权不牢、威望不够，其渴望成为法西斯式独裁者的形象昭然若揭。及至败走大陆，困守孤岛、传位其子，其心心念念者依然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般的帝王家业，民主、革命的现代政治理念对其从未有过深刻之影响。蒋对政治的理解，早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日记中即已写道：“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私下认为政治乃无关道义的权谋，台面上却高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高调，对持不同政见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如此心口不一、言行乖离、将民主协商包容等理念抛诸脑后的大国领袖，无论其后来日记中对败走大陆写得如何忧心如焚、大义凛然，无可否认的是，蒋之威权统治对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世道人心的收拾等方面，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如此之人，今日观之，有何成功可言？诚如国民党元老彭泽民《哭邓演达先生·其二》诗云：

“举世今成喋血场，余生赢得也何强？”

再看站在反蒋阵线的邓演达，在生命的最后4年里作为“国民革命的孤儿”，过着“耗子生活”，做着“驴子”的工作，在决定“穿草鞋去行动”时因叛徒出卖而终至杀身成仁。表面上看，邓演达壮志未酬身先死，在蒋面前无疑是“失败者”。然而，在如同“隐身人”般与蒋斗争、力图挽中国革命复归正途的斗争历程中，邓年轻的身躯倾倒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中，而其为国为民“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宋庆龄语）且永不妥协的革命形象，却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中高高地飞扬起来。1932年出版的《邓演达先生遗稿》的编者指出：“邓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其革命精神，编者归纳为“坚毅不移的精神”“闻博严正的智力”“热烈真挚的情绪”，及其感化每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和艰苦卓绝的人生观，这些都是当时与邓相识之人的共识。再论邓之反蒋，并非为个人恩怨或争权夺利，他认为：“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军事胜利，而在于党的势力扩展，使人民了解党纲，知道可以从党得到利益而爱护党，革命才能成功。”因此他成立新党，亦是希望通过进行平民革命，达成“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邓以为，一个政党必须“有真实的代表民众利益的一贯主张而且时时刻刻努力的去实行它的主张，才是真实的政党，真实的革命政党。”这条简明扼要的先进政党的检验标准，就是放在今天依然行之有效。真是天妒英才，邓在36岁之年即被蒋杀害，但其撰写的临委会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却一直指导着临委会的同志开展反蒋斗争，也激励着众多的革命志士与蒋家王朝不懈抗争。诚如邹韬奋先生所言：“由于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所以他自己虽不幸殉国，而他的同志仍能团结不散，继续努力奋斗下去，由一个邓演达产生了无数的邓演达。”哈维尔说：“任何一种纯道德的行为，虽然不会立即产生看得见的政治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逐渐产生一定的意义。”正因如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后世对邓的高度评价与深切怀念不胜枚举。笔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了解邓之生平事迹的过程中，亦时时为他不断探索新知、忘我工作、舍身革命的精神而感动。邓之伟大，或许就在于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架子，而是如同一位生活中的友人，在了解其思想与经历之后，你会在不知不觉中省察到自己的不足与懈怠，而被这位已经步入历史深处的年轻人所激励。正如彭泽民《哭邓演达先生·其三》所云：

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

一死能为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行文至此，为便于读者了解邓之形象，兹引一段日本友人中村农夫《故邓演达氏之回忆》中的一段文字，看看在中国革命的旁观者眼中，邓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初次认识邓氏，是在民国十五年的初秋……那时候，真是国民革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总政治部的伟大的活动，真是令人惊叹。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即是邓演达氏。他的刻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不单使在汉口的日本人发生感动，即远在日本国内，亦尽注意于邓氏其人……今先就他的外貌来说，邓氏的服装非常简陋，只穿一青灰色的中国大褂，头发蓬蓬，没有半点的修饰。但是他那样魁梧的体格，那样宏壮的器宇，真有压倒一切的气概。问答之间，时时作明显的首肯，而态度非常的率直而且自然。我当时便想，这确不愧为一党的领袖。”

复赘述几句，蒋与邓革命观之不同，从他们各自对待婚姻的态度中亦可看出端倪。1927年12月1日，蒋宋大婚、“中美携手”，蒋在报上发表结婚宣言《我们的今日》，宣称“即确信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始可安心尽革命责任。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姑不论在报章上发表结婚宣言这种行为出于何种作秀心态，但彼时蒋刚抛弃妻妾，白手套之下还沾满革命志士之鲜血，却在宣言中假惺惺地将革命之进步、责任及人生之意义全盘寄托于婚姻，其将人民、国家、革命究竟摆在何种位置可见一斑。反观邓演达，他与妻子郑立真虽是包办婚姻，他亦明言自己反对这种不是筑基于爱情之上的“旧关系”，但他对郑却始终是尊重、关心与鼓励的，希望她能“独立的去做一个奋斗的女子”。并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我以后的生命，就是党的生命，绝不是家里头的人。”蒋与邓谁是真心为着革命，毋庸多言，由此即可推知。

参考文献：

1.邓演达/杨资元，冯永宁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8

2.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略/刘南燕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2

3.邓演达与农工党/黄济福，崔珏主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9

作者：农工党云南省委理论研究室  李续亮  1898716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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