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亮

一、引子：宋庆龄在蒋介石面前掀桌子

在政治斗争中，政治领袖为了争夺权力或维护领袖地位，是否便可以肆意杀害政敌？在以非正当手段夺取权力后，政治领袖是否还能在其治下重建文明的政治模式？笔者偶读中国近现代史，这些问题不时萦绕于心。

据传，1933年蒋介石与下属在庐山聊天，陆军上将刘建绪不合时宜地问道：“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取代你？”蒋介石对曰：“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随后又补充说：“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所说的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是指毛泽东，被枪毙的是邓演达。

而邓演达遇害后，宋庆龄女士气愤地在妹夫蒋介石面前掀翻桌子，随后发表《宋庆龄宣言》，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并宣告其“灭亡”。

宣言称：“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以反共的名义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以“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宋庆龄指出，忠勇奋发如邓演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为蒋介石杀害，蒋所领导下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

蒋介石因杀害邓演达而沾沾自喜、顾盼自雄；宋庆龄却因邓之被杀而公开宣判蒋及其国民党必然灭亡。导致两人观点的这种巨大分歧，还得回到邓演达这个人身上说起。

二、蒋介石眼中“可怕的敌人”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与中共真诚共事，是一位“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胡耀邦语）。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有力的支柱”（包惠僧语），在国民党左派和黄埔学生中深孚众望。

1930年8月9日，邓领导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以下简称“临委会”），策划实施武装倒蒋。他起草的临委会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立场，主张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明确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社会主义。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入狱，11月29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

在邓被捕的3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对是否杀邓演达也曾犹豫。蒋对狱中的邓演达多方劝降，但邓始终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11月20日，蒋与邓最后一次见面，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答到：“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因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引发全国抗议，两广军阀联合汪精卫、林森等人趁机逼蒋下台。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的浪潮下，宁粤言和，议定条款中有蒋介石下野，释放胡汉民、李济深等政治犯。孙科、陈友仁提出同时释放邓演达，遭到汪精卫、陈济棠反对。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校长释放邓教育长，使蒋异常震惊。而蒋之左右，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等则极力要求除掉邓。

戴季陶曾对蒋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为此，蒋担心下野之后，邓如果上台，会通过控制黄埔系而控制军队，成为他复出的最大威胁，遂在下野前将其杀害。

蒋之欲留邓，乃因邓之才干，欲招之为己所用；蒋之最终杀邓，亦因邓之才干，唯恐邓取自己而代之。而邓之不与蒋合作，乃是因蒋之独裁、清党、镇压革命等倒行逆施，违背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不符合国家发展之前途与民众解放之利益。从邓之革命行迹便可知道，邓真是一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宋庆龄语），所以孙中山在强敌环伺的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便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两达指张民达与邓演达）。

三、邓演达之军事才干

邓之崭露头角，首先是因为军事上的才能。

邓14岁至24岁的十年间，先后在广东陆小第四期、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系统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其间参与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接受革命洗礼，使其成为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

1920年邓加入孙中山直接领导的粤军第一师，在讨伐陈炯明叛乱、肇庆沈鸿英叛变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成为粤军最年轻有为的健将，也是孙中山最坚定的追随者与拥护者。

广州革命政府时期的孙中山，屡受军阀排挤，邓成为孙最可信赖的人。1923年5月，滇军杨池生、杨如轩部叛变，孙急令邓演达部即日来省担任大本营卫队，并赠其照片且亲笔题词：“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1923年7月受陈炯明部威胁，孙致信时在梧州的邓：“切望兄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万勿迟延。”邓称年长29岁的孙为先生，而孙竟以“兄”称邓，虽属客套，亦足见孙对邓的器重与仰赖。

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对下属说：“择生兄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而且忠于革命，品德高尚，又有魄力，他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你们千万不要小视他现在是一个步兵团长，我看他将来才是我们的总司令……”

1926年北伐战争中，邓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研究制定北伐作战方案，参与指挥各军攻打武昌，置危险于不顾亲临前沿阵地督战，战马被打死而无所惧，为攻下武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被任命为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代理执行总司令职权，因此后来被誉为“武昌攻城总司令”。

其间，在国民革命军进入汉口第二天，邓不顾租界严禁中国武装进入的禁令，勇闯英租界：“邓演达一人端坐在轿车内，汽车两旁的踏板上，一边站着两个武装卫士，荷枪实弹，威武无比，英国巡捕惊慌失措间，邓演达的座车已飞驰而过，从英租界，到法租界，再到日租界，兜了一个大圈，最后胜利回到总政治部。此举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刘南燕《邓演达瑰奇的一生》）正是在邓的主持下，国民政府扬眉吐气地收回被盘踞60多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光辉的创举。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出兵河南对奉军展开第二次北伐，5月底邓亲赴前线指挥取得临颍之战胜利，使得河南奉军再无抵抗之力。

至此，邓的戎马生涯结束，近二十年驰骋沙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他总是亲临前线、从无败绩，其作为军事将领的指挥才干绝非浪得虚名。

再看北伐时蒋介石及其嫡系在江西战场上的表现，贪功冒进，一度被孙传芳部打得落花流水。二次攻打南昌失败后，蒋更是在日记中写道：“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蒋之军事指挥才能，若与邓相比，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计。而蒋在日记中“当自杀”云云，有人觉得是他对自己的深深自责与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其借私人日记演戏给别人看的一贯做法而已。

四、邓演达之治军理念

邓演达的军事才能，不止是军事指挥有方，更在其治军有方，使其率下部队知道为革命而战，战斗力遂大幅提升。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邓仅16岁即被委任为教官训练民军，成为革命军中最年轻的教官。

1920年孙中山特派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参谋兼军官教育班主任，专责编练工作，通过建立新式编制、官兵教育同时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并重等举措，用半年时间就使原本花天酒地的旧军队面貌一新，第一师遂成为粤军战斗力最强的革命力量。

邓因筹备黄埔军校离开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在饯行时说：“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成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

1924年初，因蒋介石擅自去职，邓演达与廖仲恺积极筹办黄埔军校。军校教学分为主管学科的教授部和主管术科的教练部，教练部主任由李济深挂名，实际事务由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主持。

邓常教育学生，黄埔是培养革命军人的地方，不是培养军阀的地方。邓军事过硬、襟怀坦荡、严于律己，在黄埔学生中威望甚高。有些同学将邓的举止动作作为军人之规范加以效仿，而被称作“邓演达式”学生。他与学生朝夕相处，每天与学生一起进行10公里晨跑。某日晨跑，一名学生中途倒地，邓赶去询问，倒地者乃是黄埔四期学生林彪。

据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回忆，蒋介石校长在黄埔极力培植亲信，让“最为人不齿的王柏龄”把持校政，蒋“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

邓在黄埔与苏联顾问、中共党人真诚合作，为把黄埔办成新式革命军校出力甚多，却遭到蒋介石排挤，中途曾辞职赴欧洲留学考察一年。1926年1月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主持校务，不计前嫌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在当时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每日至少做十八点钟的工作，半夜十二点半钟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日间连食饭的时间还在工作，真是叫人摆不开呵！但是我已经认定，在现在的学校以及将来在任何革命的工作，永久努力的向前去做，绝不畏难怕苦以及怨人。”

在军校教育中，邓一面注重从整体上提高学员军事素质；一面支持中共提出增设政治科的建议，走出一条军事与政治并重、开放办学的新路子，为随后的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1926年7月国共合作发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设立政治部，邓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建立相应的政治工作制度，因此可以说国民革命军是中国第一支由政党领导的军队。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邓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明确提出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于“贯彻党的意思及政治训练之本意”，即：要使军队明白新时代的意义而接受党的指挥；要使军队社会化并与人民相结合；要使落后的民众了解党军的意义而能与军队接近。他提出判断政治工作好坏的三条标准：一是提高军纪、增进作战勇气；二是要使军队党化、革命化；三要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在邓的主持下，总政治部选用了孙炳文、郭沫若、章伯钧等大量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为此，国民党右派梁绍文攻击说：“这个总政治部是四川会馆呢，抑或是共产党的收容所？”然而就是这些“持驳壳枪的传道者”（陈佑慎语），怀着宗教传道士的热忱，“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在军队和民众中同时开展政治工作，支持工人和农民运动，为北伐军鼓舞士气、团结战斗以及赢得民众理解、营造军民团结的社会氛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企图日益暴露之后，邓更是明确提出“军事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的原则，公开提出“打到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指出“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

以党治军军事思想的提出，表明邓虽是军人出身，却明白革命的胜利需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不能仅仅依靠武力，亦知道军队必须依靠民众才会有持久而旺盛的战斗力。这也是邓与擅用权谋、迷信武力的蒋介石的一个根本区别。

邓因治军有方，所推行的政治治军、以党之军的方法，令部队皆知革命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战，乃是为“主义”、为“革命”、为“信仰”而战，遂能造就勇往直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革命之师，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邓演达之革命理想

邓演达作为一个革命者，更难为可贵的品质在于：他始终怀有一颗求知求真、为国为民的心而不断探索、不断行动。

邓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被认为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与追随者。笔者以为，邓对孙中山革命思想最好的继承，在于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观的深刻理解与践行。

辛亥革命后，原本预期的民主共和建国未成，换来的是袁世凯窃权及随后的军阀割据混战，革命党内“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盛行，许多人为此对实现民主共和逐渐丧失信心。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认为“革命事业之成功、民主共和之实现、国家之由衰致盛，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民知，既要知革命建国之可行，又要知世界之大势，更要知各种科学知识、术业专攻。只有国民了知这一切，加之“专门家”们的努力和杰出人物的领导，所有宏愿便能够计日以成”（张振飞《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邓演达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为一个革命军人，后来又追随孙中山，他对“知难行易”说必定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早在军校就读期间，邓便是好学上进之人，据同学郭冠杰回忆：“老友择生……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名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24年，旅欧期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将来我回国去，除了革命以外是未有路走的……因为历来我们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未有办好，所以革命的事情总做不出，只有那般虎狼似的军队，以及那班替商家说话的文官讲话，所以百姓的痛苦也是一天增加一天，总得不到解决的法子。”

作为时代的先行者，邓演达心怀革命理想，向来注重从社会层面来认识革命之紧迫与必要，亦注重从理论层面来寻求革命之方向。

1927年2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邓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郭沫若也曾回忆说：“择生喜欢读书，在北伐的途中他读着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始终不断，通读了一遍。”在筹备新党时，邓认为建立新党的基本要素首先便要有“中心的思想系统”，也即需要一个指导党开展工作的观察世界、观察社会的思想方法。思想乃行动的先导，邓演达强调：“无一致的纲领，决不能有一致的行动。”

在1930年草拟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邓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先要明白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然后才能着手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整个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

因此，“中国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叫中国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或是由中国大多数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

这两条道路，作为从不屈服的革命者，邓演达当然是选择第二条，即唤醒民众一起为民族、民权、民生而同时展开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对此，邓就平民政权的内涵、组织、保持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做了系统阐释，主张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按比例派遣代表，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从而使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主人。

为反对帝国主义，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邓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而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合作建立反帝国主义联盟。

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对外主张关税权绝对自主，收回一切银行、铁路、航业、通信机关、矿山及其它重要的由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企业，实行对外开放，设置国家特许租营制度，允许外国投资团在本国经营企业。对内废止厘金制度、包税制度及一切苛捐杂税等不合理的税赋制度，实行计划经济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推行“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农业政策。

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施行改良工人生活、社会保险、创设无偿的平民医院、禁止纳妾及人口买卖等社会政策。实行文字普及、限期推行无偿的义务教育制等文化政策等等。

这份邓演达概括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反映民众呼声，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旗帜鲜明、振聋发聩，闪烁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不小的影响，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拥护。

临委会成立后，其高效的组织活动与起兵倒蒋准备已有相当规模，使蒋介石感到极大的威胁。国民党内的孙科、丁超五、杨杏佛、陈铭枢，华北的冯玉祥、西北的杨虎城，黄埔学生、保定军校同学胡宗南、李延年、严重、陈诚、胡伯翰等，均秘密与邓联系，希望邓率先发难起兵倒蒋。1931年8月上旬，临委会最后决定，由邓亲赴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首先攻取南昌。并约定武汉、西安、四川、河南、福建等地联络好的部队一起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

同时，为从思想理论上武装起义干部的头脑，确保武装起义计划顺利推进，邓撰写了《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等文章，分析蒋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及推翻蒋政权的迫切性，指出武装夺取政权前后所应做的主要工作。

1931年8月17日，因邓之被捕及遇害，临委会痛失领导核心，力量大损，这一切政治理想遂无法由临委会来完成。邓之中途折戟、壮志未酬，令时人及后来者不禁喟叹。1933年朱蕴山作《念奴娇·悼念亡友邓演达》一首，恰可代表此种心情：

海潮激烈，正大泽深山，蛟龙夜发。万里沧波来眼底，旧恨新愁重叠。浊浪排空，惊风挟雨，水天晦如墨。人生如寄，一杯黯然伤别！

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易水萧萧风渐冷，泪逐波臣呜咽。禾黍离宫，荆榛塞道，往事那堪说！何年把剑？誓扫神州腥血。

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下，临委会成员仍长期坚持反蒋斗争，但终究未能形成足以扳倒蒋介石的强大力量。寄托着邓演达革命理想的临委会革命纲领的诸项主张，只有在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历经艰辛的革命斗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逐步成为现实。

六、蒋介石统治大陆为何会失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另立南京国民政府，独揽党政军大权，开始了他对中国长达22年的威权统治。蒋之走上领袖的地位，一方面是通过窃取北伐革命成果，一方面是通过排挤打压乃至残害政治对手，邓演达之被迫流亡欧洲终至遇害即是一例。

平心而论，蒋统治中国期间，并非一无所成。蒋之政绩，撮其大者：一是通过北伐革命、中原大战等战争，基本从表面上结束军阀割据状态，实现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营造了国内基本和平的社会局面。二是经过西安事变，结束“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开启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导全国抗战并赢得美国支持，取得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不可磨灭的胜利。三是废除晚清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1946年联合国成立时使中国成为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败退台湾后依然主张“一个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竭心尽力。四是扶持振兴教育事业，尤其是抗战时期依然支持学校建设，保护教育事业不致中断，西南联大等高校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取得极伟大的成绩，与蒋相对尊重高校自主办学不无关系。

蒋之统治，虽有所成，但最后的失败亦有目共睹。有论者从当时的执政条件来为蒋开脱，认为蒋政府成立后，先是各地军阀实质上依然拥兵自重，又有共产党各处根据地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随后则有日军全面侵华面临亡国之危，抗战胜利后因和谈不成而陷入内战，经济崩溃又伴随民主运动迭起……诚然，这些状况均是蒋执政之时所面对的事实，但是这些状况的形成都与蒋之统治有着莫大的关系。

比如军阀割据的实质性存在，乃是因为蒋公然背叛革命，使得轰轰烈烈的北伐成为“半拉子革命”，地方军阀得以继续实质性存在，而蒋因凭借不合法手段上台，其个人权威也难以令地方力量信服。比如共产党及红军的根据地斗争，亦是因为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屠杀中共党员，导致第一次国共分裂。及至第二次国共分裂，亦是因为蒋不愿顺从民意成立联合政府，导致国家陷入大规模内战的民族灾难之中。

蒋长期作为国家元首，一直未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其中虽有客观条件限制，但与蒋不能化被动为主动、反而往往使主动沦为被动不无关系。蒋因为一门心思攫取权力，罔顾进步与革命的时代要求及民众呼声，从而把“一手好牌”打成“一把烂牌”，导致民心尽失、怨声载道，这不得不说是蒋治下22年最大的失败。

蒋的此种表现，与其为人有着莫大关联。蒋之为人及其行事，笔者以为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蒋无革命理想与政治信仰，惯于投机而缺乏真诚；二是自视甚高而能力不足、度量狭小；三是擅用权谋而藐视民意、任人唯亲；四是迷信武力遂大搞特务统治。这就使得其率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未实现其口口声声倡导的“精诚团结”的政治局面，致使蒋对内推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取缔贪官污吏等政策理念流于口号，未能取得实质性成绩，使蒋逐渐陷入“诸事不顺”的窘迫境况。

蒋之杀害革命进步之邓演达，在蒋的一生中虽可看作是偶然性事件，但却是反映其个人之性格行为的集中表现，亦因此可推知其后来统治的必然失败。对照历史学家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笔者再做简要阐述：

——在宋美龄带动下，蒋在晚年成为基督徒，但其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实际上并无革命理想与政治信仰，而只是一位惯于投机而缺乏真诚的世俗之人，导致他对国家将往何处去以及要如何建设无法提出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蓝图与目标。这也正是蒋无法成为一位成功领袖的根本原因。

蒋之政治理念，依然是传统“逐鹿中原式”的一派打倒一派、一党消灭一党。辛亥革命后传入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的政治理念对其无甚影响，他只会自持武力而不会合理估量形势，更不会考虑革命、执政的根本目标是什么。蒋在统治期间，一味排除异己、消灭他者、独揽大权，使他错过了联合中共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建国的绝佳机会，导致中国政治长期处于战争、动乱、走偏、倒退的道路上。假设抗战胜利后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党派之争、主义之争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中国的发展将会少走许多弯路，中华民族的许多劫难或许就可避免。

蒋治下的民国虽号称“党国”，实则国家非国民党之国家，而是蒋氏集团的国家；国民党也不是一个代表国民利益的现代政党，而是体现蒋之个人意志、用于操纵国家的政治工具。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但无法赢取人心共同致力于现代国家建设，反倒是反对、反抗的声音从未间断，导致蒋之统治一直没有稳固根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主义”盛行的年代。而当时最有号召力的，便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王汎森指出，一九二Ο年代以后，“主义”使得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有定向，成为团体内部的粘着剂，成为解决政治和人生问题的一个乾坤袋；“主义”调动各种零散的资源，形成共同行动，使普遍的个人挫折转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最终使个人出路与国家民族的出路合二为一。中共后来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此。

当时之中国，“主义”既然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蒋却仅只是将“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标签，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复捻出“礼义廉耻”的旧道德以图收拾人心，如此脱离时代理想、逆时代潮流的做法，谓其“愚夫”可矣。

蒋时时处处自称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其执政及为人，却处处显出对中山先生的背叛。蒋对天天挂在口上的三民主义并无实际信仰，故其叛变三民主义自不在话下。蒋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是对“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全面背叛。其后在执政期间，蒋抽去三民主义中革命、民主的核心要义，将三民主义儒化为道德训诫，使得三民主义标签化而无实质内容，完全丧失掉凝聚共识的吸引力。这也是世俗化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必将败于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中共和解放军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污名为“赤化”“共产化”，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又错误地制定并推行“攘外避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使得曾经合作的国共两党完全决裂，其裂痕之大，经第二次国共合作都无法愈合。蒋反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邓演达在1927年《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中即已写道：

“党目前的问题，不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矛盾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还是‘民主化’的工作，在欧洲百年以前早经做过了，早已不成问题……反而我们做民主化的工作的时候……当做超过了我们中国国民党的要求，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共产党……整个民主化的使命，我们党员同志不自己担上，反而妒忌他人，妒忌他党担上，明明大家应该一齐做的工作，反而自己离开民主化的阵线，跑上坟墓的道路上，真是最可怜可恨的事呵。老实的说，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工作未有多大差别，与其造谣说中国国民党‘赤化’‘共产化’，不如说共产党‘国民党化’。如果中国国民党丢弃了他应有的使命民主化，革命化，丢离了他社会的主要基础农工，就无异于宣告自己的死亡。”

由此可看出，邓之主张，完全是站在现代政治文明、时代趋势、中国国情及广大农工的立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真知灼见。然而这样真诚的声音，蒋却置若旁闻、一意孤行，也终至走上了邓演达所预见的灭亡之路。

——蒋乐以“校长”自居，颇有国民党军队乃为其所缔造的意味。但蒋之军事指挥能力及治军才能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实无法与邓演达相比，故邓被视为“可怕之敌人”。解放战争之初蒋自以为拥有优势兵力，自大轻敌，固守“保城保地”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致使兵力分散、进退无据，导致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节节败退，蒋不得不带着残部仓皇逃至台湾。而一度由邓演达等创设、且作用发挥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随后却因蒋之只重嫡系、私心自用而弄得有名无实，因此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只知为地盘和利益而战，不知为“主义”和理想而战，使得国军陷于内耗而战斗力低下。

——蒋虽擅用权谋，一路击败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及各路军阀等诸多政敌获取领袖位置，但因藐视民意而不致力于改善民生，加之心胸狭隘“宁用奴才，不用人才”（薛岳语），使其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无能人可用。在中共扎根农村实行土地革命赢取民众拥护之时，蒋中正总统却只在日记中写下他关心民生疾苦的急切心情，而其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却从未付诸实施，如此状况焉能赢得广大民众支持。这一点，邓演达在1927年《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公开信中就曾预言：“我们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意义完全消失，结果必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蒋之独断专行，就连其亲信亦有非议，当年力劝除掉邓演达的何应钦，因对蒋之用人有所批评，亦被蒋在1948年的日记中痛骂一番：“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之骂何的不堪之处，其正面可资对比之人不就是邓演达吗？然有骨气、有人格之邓却遭其残杀，不知当失败之际，蒋对自己的不堪之处是否亦有所悔悟？

——蒋之迷信武力、大搞特务统治，造成国共矛盾不可化解，在国统区内大肆镇压民主运动并杀害爱国革命人士。1947年许畏之即著有《从邓演达到闻一多：廿年来蒋介石所杀人物》一书，列举了被蒋所杀害者：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民权保障的先驱者杨杏佛、生产大众党领袖徐名鸿、中国报业领袖史量才、西北军名将吉鸿昌、救国会领袖杜重远、抗日名将张炎、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名教授闻一多等九人作为“千千万万被残杀的代表”，并在“前言”中即指明：蒋介石之统治方式乃是“以杀戮为耕垦，以贪污剥削为能事”。白色恐怖之下，结果是能人惨死、奴才盛行、人人自危，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被扼杀，文明政治杳不可得。蒋败退台湾后，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连任四届“总统”，并将特务统治移植到台湾，更让儿子蒋经国插手特务系统。纵观蒋之为人，颇为复杂，其暴躁多疑，俨然是让人畏惧的暴君，不过其亦有“坚毅有恒”（杨天石语）、常人不及的一面，但1945年重庆和谈期间，其“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致命弱点被毛泽东看穿，只是自1912年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以来，蒋对特务统治的执迷便从未改变。据说当其败北之时，念兹在兹的竟是手下曾经的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并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足见其对特务统治已到了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的地步。

七、结语：政治亦可以是美丽的

回到此文开头的疑问，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现代政治文明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繁荣的社会必定是多元共生的社会。政治的目的，不在于争权夺利，乃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自由、平等的社会，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让每个人成为每个人自身的目的，而非沦为他人的工具或奴隶。政治领袖如果只是一味追逐生杀予夺大权，就表明其所作所为与文明政治早已背道而驰，其一旦登上高位，随之而来只会是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的动乱。如此“领袖”，社会公众为捍卫正义当然可以起而逐之，只是应须谨记“慎用暴力”。现代政治文明所珍视的，应该是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来完善社会运行秩序，提倡和重视辩论、调查以及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格尊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文明政治寄托着人类千万年来的无数祈望与梦想，因此政治可谓是人类最大的社会理想。然则，人类历史“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长久黑暗，使得政治往往成为某些人心中“黑暗”“丑陋”的代名词。但是，政治却可以是美好的，而且是人类通往美好社会的必经阶梯。当人们致力于构建政治文明，为美好社会而奋勇直前，这样的身姿及其散发的光芒难道不是美丽的吗？三十六岁即为中国政治文明“以身殉志”的邓演达，正是这样一个为世人所敬仰的人物。且看1930年他在巴比伦古城旅馆游客簿上题诗的末四句：

回矣浪游人，故乡荒且莽。

新机在眼前，只合鼓勇往。

这种在政治道路上遇荆棘而不避、怀理想而勇往的身姿，难道不是美丽的吗？

参考文献：

1.邓演达/杨资元，冯永宁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8

2.革命年代/高华著.—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1

3.邓演达与农工党/黄济福，崔珏主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9

4.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略/刘南燕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2

作者：农工党云南省委理论研究室  李续亮  18987162199

通讯地址：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南路94号808室  650032

电子邮箱：18987162199@189.cn